藏人覺得他們遭受此等苦難的原因是因為祈禱的還不夠。而我則認為，是因為我們除了祈禱以外什麼也沒有作。
這是在紀錄片《我們還剩下什麼》裡面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旁白。
旁白的人是紀錄片中的主要人物，多瑪﹙Kalsang Dolma ﹚，一個擁有加拿大國籍的西藏女子，在 1996 年到 2004 年之間多次進出西藏，將一卷紀錄著藏人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錄影帶偷偷地播放給受到嚴格監視與層層打壓的西藏人們看。
為了保護在紀錄片中出現的人們，所有參觀這部紀錄片的觀眾都必須簽下不得洩密的同意書，不得攜帶手機或相機進場，入場前還有安全人員使用金屬探測器檢查。
聽起來就非常的複雜與囉唆，不是嗎？的確是。
不過，就如同多瑪小姐所說的，除了保護被拍攝者以外，這也許可以讓身處於自由世界的我們稍微瞭解一絲絲，可能是不到百分之一，西藏人民所受到的箝制與壓迫。
在西藏，人民受到壓迫的情形有多嚴重呢？多瑪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你在大馬路上公開大喊『達賴喇嘛』這幾個字，你就會被捕入獄，可能被判長達十五年的重刑，還包含了各種的刑求虐待。
對於紀錄片的內容，我不多作說明，有興趣的請參考木材兄的這篇介紹。這邊只簡單的談談我自己的感想。
在去看這部紀錄片之前，我對於西藏幾乎是沒有任何的認識。雖然在多年以前看過斯文‧赫定的西藏探險紀錄，但是那也早就忘記的差不多了。
然而看過這部其實不算長的紀錄片之後，我的第一個反應是，西藏人果然跟中國人不是同一個人種。第二個反應是，又是哪個該死的大漢族主義者把這種漢滿蒙回藏五族融合的錯誤觀念灌輸到我的大腦裏的？
首先，藏人(Tibetan) 的生活哲學、處事反應、生活作息，甚至是語言、文字，沒有一個與所謂的中國人相同。也許是虔誠信仰與簡單生活的影響，與身為統治者的中國人相比較，他們更 為重視內在的世界、也更沒有攻擊性。即使在中共的高壓統治、大量移民等等有計劃的消滅藏族文化之下，他們仍然堅持著某種我們局外人 (outsider) 只能隱約理解的中心思想。
其次，沒有一個西藏人認為他們是中國的一部分，或所謂的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西藏是 Tibet，不是 Xi-Zang，他們是 Tibetan，不是 Chinese。在這之前，我的確不曾思考過這個問題，只是習慣性的接受了教科書上白紙黑字的資料，不曾思考過這些完全不同來源、不同生活型態的民族，他 們是否願意接受一個並非因為文化，而是因為軍事力量所形成的統治型態？外蒙古已經獨立了，西藏不認為他們是中國的一部分，新疆獨立即使到現在仍然暗潮洶 湧，教科書上面的五族融合，到底是一種理想，還是一種完全不顧他人的想法，以一己之力強加於弱者身上的意識形態？
在這部影片中，我看到了一圈又一圈的 insider 與 outsider。如多瑪小姐所說的，這些願意冒著自己生命危險觀看這個達賴喇嘛所傳達的訊息的藏人們之所以願意接受她，不僅因為她是個西藏人，而且她能 說藏語。因為她是個 insider，所以人們願意冒險接受她。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她也是一個西藏的 outsider，因為她終究還是得離開那裡，她冒著生命危險所作的、能做的，也只是把這個珍貴的訊息帶入層層封鎖的高原。然而對於我們這些觀看紀錄片的 人來說，她是個 insider，我們才是 outsider。但是對於那些沒有機會看到這紀錄片的人們來說，我們這些人又是某種程度的 insider，因為我們共享了這個必須要保持保存的秘密。
以難民的身份在印度出生，十幾歲到達加拿大，在那裡受教育、成長，認真來說，多瑪已經不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西藏人，也因此她對於西藏所遭受苦難的反應，會與仍然留在那塊土地上認命的西藏人有所不同。
為什麼要冒著這麼大的風險作這件事情？我多少可以理解她的心境。影片中，拉薩的街頭，美名為『民族俱樂部』的舞廳，舞池裡面震耳欲聾的音樂與閃爍的燈光， 隨著漢民族入侵的酒精、嗑藥、賣淫事件，年輕一代已經不太能流利的使用藏文... 這些畫面與問題，我們都似曾相識。中國入侵西藏已經五十年了，即使達賴喇嘛極力主張『非暴力抵抗』，但是藏人們的未來在哪裡，仍然沒有人看得見。對於那些 被孤立在自己的土地上，完全不知道外部情況前途茫茫的人們來說，得以窺見精神領袖的談話，即使僅是短短的五分鐘，卻使得他們的生命再度燃起了一線的希望， 他們得以知道外面的人並沒有忘記他們，仍然有人在關心他們，他們的努力不是徒然。
一個有趣的發現，每次紀錄片放映結束，只要有座談，一定會有人詢問這個問題『請問您覺得，我們(你們/他們)應該要怎麼作？』
第一次聽到沒有甚麼反應，多聽了幾次，多看了幾次，就會有種想要脫下皮鞋丟過去的衝動，『紀錄片的導演 (工作人員 )只是提出他們所發現的問題，不是來告訴你問題的答案的。』
想到《無米樂》的導演莊子說過的一段話。
有次他們在台大農學院，放映《無米樂》這部片子。片子放映結束，有個學生起來問問題，他說「請問兩位導演，請問你們覺得我們國家的農業政策應該要怎麼走，才能解決這些老農的問題？」
導演莊子說，他那時候聽到那個問題，一 ＬＰ 的火就起來了。
他的回答是，我們只是個紀錄片導演，我們在那裡花了 15 個月的時間，我們只能告訴你有這樣子的事情、經過與人生，我們不能告訴你怎麼解決問題，那不是我們的用意，也超出我們的能力能力。台大農學院有三百多個教 授，你們要問的，應該是你們的老師，而不是一個紀錄片導演...
也許是兩小時內一切懸疑都要解開的電視電影看多了，我們越來越懶得去思考。紀錄片的用意不在於解決問題，而在於提醒世人這世界上還有這樣子的角落、這樣子的事情在發生著。
至於該怎麼作，那是觀眾自己該去思考的問題，不是導演的。
你可以留下兩滴同情的眼淚，然後走出戲院之後繼續醉生夢死。你可以決定從自己做起，你甚至可以呼朋引伴開始朝著你認為正確的方向去作。這是真實社會，沒有標準答案。
於是，我要問我們自己的是：我們做的夠多嗎？我們除了祈禱以外，我們做的夠多嗎？我們做的夠多到可以使我們跟西藏人民有不同的遭遇嗎？
延伸閱讀： 《我們還剩下什麼》：止不住的淚
